应县南靠恒山，山列如屏，北楼、大石、小石、茹越、马岚五口俱为要隘;西北为黄花梁丘陵区，东北是龙首山;浑河、桑干河东西绕城，平原面积较大，是典型的“两河流域”。

　　应县地理完整，相对独立，从汉代起基本保有建置。汉武帝元狩年间，在今应县城东四公里置繁畤县。后唐乾符年间(874年—880年)李国昌筑金城，也叫新城，即今应县县城。在金城四周建有许多城堡，即金代诗人元好问所说的“三岗四镇护金城”，凸显了其战略地位。辽时在应州置彰国军，统金城(今应县)、浑源(今浑源)、河阴(今山阴)，体现了西京道(治大同府)辖下的应州，具有控扼恒山、雁门的屏藩功用。

　　远古时期，应县是一个早期内陆湖，由于森林逐步减少，桑干河、浑河夹带的泥沙，以及从诸多峪口冲积下来的泥土，加上大量的浮游生物残体等不断堆积，便形成了陆地。

　　汉代在此置繁畤县，“畤”即水中陆地之意，“繁畤”即指大大小小的水中陆地群。有人说在今浑源城西的仁和、东坊城、水磨村一带的滩洼地，大概是古繁畤泽的一处遗迹。雍正《山西通志·山川》卷载：“神溪泉……旁有暖泉，胥西南流，一名神德湖。辽应历三年(953)，应州击鞠观鱼于此。”这说明，辽时浑源神溪泉西南尚有一较大湖泊。

　　古昔之应县湖沼很多，因为目前测得的浑源浑河西部河床海拔最低点为1050米，应县海拔最低点983米。如果辽时浑源西南有神德湖的话，也应该是立足于今应县繁畤泽的一部分，在湖水消退后遗留的。或 者说，该泽无以为名，可能是一直未能连成一片巨大水域之故。

　　历史的早期，应县缺乏大面积的高地。1993年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11个科研单位，组成了一支工程地质勘察队对应县木塔院区进行了“浅层地质勘查”、“电法勘探”、“电磁波CT扫描”，并于1994年4月20日做出《应县佛宫寺塔院区工程勘查报告》。《报告》说：“修塔时的环境，根据钻孔和年代资料，木塔修建时的周围，除西南外，三面环水，是一个滨水的环境。在水面上露出一块坚硬的物体，恰似水中孤岛。”《报告》又说：“木塔修建时古地面在距现代地表下16～17米。”

　　1995年，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两个单位，又对塔区地基进行了“层析探测”，说：“古地面在木塔的部分，实际上是一个小隆起，相对高度2.5米左右。”就是说当初木塔是建在一处高于古地面16～17米，又高于现今地面2.5米，高约20来米的山体上。

　　《报告》中也确认了木塔是用人工堆土的办法层层建起后，再把周围的土扒掉回填的。

　　山阴文史专家徐德富先生认为，木塔的始建年代在北魏，是把始光二年(425年)由道士寇谦之在平城县故城东所建之大道坛移建过来的，移建的年代是南齐永明九年(491年)。移建哪里呢?孝文帝在诏书中说：“可移于都南桑干之阴、岳山之阳。”《通鉴》载：“改名崇虚寺。”

　　为何移建呢?因为北魏之初，太祖拓跋焘自号道武帝，道教大盛，而到显祖献文帝时，佛教又居于主导地位，故在太平真君十一年(450年)，拓跋焘下令将大道坛毁去。

　　史有记载大道坛是移建于“桑干之阴，岳山之阳”了。但徐德富先生却认为：“大木塔的前身，即大道坛静轮宫移过来的崇虚寺。”并且引用《水经注》对静轮宫之记载：“台榭高广，超出云间，欲令上延霄客，下绝嚣浮。”来说明木塔就是静轮宫的翻版，目前尚无多少证据能证明。因为此时非彼时，大道坛是移建了，但移建的过程中打没打折扣，是否朝令夕改，存在了多长时间，与现今的应县木塔有无关系，这些都不好说。起码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，那就是移坛时已是道教的衰败期，还能“上延霄客，下绝嚣浮”吗?

　　但是徐先生所说的木塔建在岳山之阳是没有错误的。木塔的高度为360尺，按45°的坡度椎体堆积，是足以把一座土山给取平了。

　　桑干河从西而来，快到应县城下时，突然折北流去。为什么呢?因为千百年来，虽然岳山是不见了，但它的隆起还是影响了河流的走向。栗家坊村西北有一道梁，头东尾西，状若龙形，长三四里，高十数丈，之北四五里是桑干河。过去这道梁上经常发现海蚌等生物遗体，说明此梁并非天然，它可能是古代的一项水利工程。它挡住了南行的桑干河，使它不至于冲刷司马镇，也不至于冲进应州城。

　　历史上应县是个物产富饶，土田肥沃的地方。金代还有板栗、揪树。明代还有桑树、椴树。明成化年尚进贡鹿皮。明中叶稍前还记载应州“南山有虎患”。明成化年有鱼课，到万历时便大征盐税，证明盐碱地已很广阔。盐碱化导致了某些植物的灭绝，如木塔后原有大雄宝殿，檩条全是圪针(沙棘)做成的。